（一）改革开放带来经济腾飞

　　俄罗斯《独立报》2008年1月29日刊登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雅科夫·贝格尔有关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评介文章。该文题为《中国：没有围墙》。文中，贝格尔指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30年了。中国伟大作家鲁迅的梦想实现了：中国不再用砖头加固将其与其他民族隔离开的长城。30年来，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方针与建立市场经济的方针并举，中国的内政和外交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世界也在某种程度上被"中国化"了。
　　政治稳定、廉价和勤恳的劳动力、各类政策优惠将大量的外国企业家吸引到这个国家：起初是来自港台地区的同胞，然后是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的大公司。他们在中国站稳脚根后，开始生产日益优质和工艺日益复杂的全球知名品牌，这些商品很快充斥了中国国内以及各大洲国家的市场。
　　外国投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还不到3%，但它们确保了其大部分的对外贸易和五分之一的国家财政收入。外资企业共有员工2800万人，占城市工作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两个世纪前这个头衔还属于英国。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这个进程更加快了。今天，中国的摩托车产量占世界的五分之二、空调占三分之一、洗衣机占四分之一、电风扇占四分之一、电冰箱和化纤产品占五分之一。
　　急剧增长的出口拉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外国企业家带来了现代化的工艺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这些又为民族资本所利用和借鉴。30年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无人能敌--年均10%以上。国库得到快速充实。中国外汇储备达到天文数字--1.5万亿美元，人均超过1000美元。这还没有把拥有不少黄金外汇储备的香港算在内。得益于此，中国在1997至1998年重创许多亚洲国家的金融危机中经受住了考验。现在，中国还抓住机会向国外输出资本，购买其感兴趣的不同经济领域的境外企业资产--在国内能源和原料极度短缺的情况下，这显得尤为重要。
　　沿海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现在，这些地方的城市建设、公共事业和居民福利与发达国家的都市已经不相上下，当然中国内陆地区还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二）、所付出的代价
　　贝格尔认为，尽管中国想尽办法使全球化带来的益处最大化，并尽可能降低其负面后果，但也无法完全避免负面效应。
　　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加了它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依赖程度，加剧了市场行情急剧波动时的政治经济风险。这种依赖性是以外贸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的，近年来这个比值不断增长，已经数倍于日本、美国和印度。
　　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还给周边环境造成压力，耗尽本就不够充裕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植物资源和能源。中国融入全球化正好赶上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时期。先进国家倚赖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和低能耗产业，将高能耗和环境污染企业迁往国外，包括中国。今天，外国投资者还在继续向这些企业投资。
　　中国对于出口产品，甚至高科技出口产品的生产投资，大部分仅限于组装和简单加工个别零部件或进口原料。这种性质的出口并不能促进自主科技创新。提供大部分出口产品的外企，其许多关键技术依然对中国保密。因此，随着大型外国公司的进入，中国摆脱技术上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局面这一希望还远未实现。
　　而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方面，摩擦正在加剧，这是由于就业岗位的争夺和对日趋匮乏的原料和能源来源的竞争。一些国家的企业对廉价中国商品的涌入越来越抵制。几十个国家对中国展开反倾销、反补贴和反贸易保护主义的调查。
　　同时，中国国内对跨国公司独霸国内市场的担忧也在加剧。另一方面，外国公司只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展业务，这进一步拉大了这些地方与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上本就悬殊的差距。
　　这一切促使中国探索另一种较少依赖出口、较多依赖内需的经济发展模式。但为此需要大幅提高居民收入，首先是农村地区的居民。中国领导人今天还致力于发展本国创新能力。在出口产品中用“中国创造”代替“中国制造”。民族资本应当在出口中发挥主力作用。对于违反环保标准的企业，国家将采取最严厉的措施。

　　（三）、“中国奇迹”的内在原因
　　俄罗斯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斯米尔诺夫2007年6月8日撰文指出，大多数人把中国的经济奇迹归功于邓小平实施的广泛改革。但中国不是唯一从计划经济转向事实上的市场经济的国家。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这些前共产党国家没有一个像中国那样经历巨变。中国在其转型过程中做了什么？中国所做的与其他前共产党政权有何不同？
　　第一，中国经济改革走的是循序渐进式道路，而不是休克疗法。经济自由化最初只是在经济特区内推行和试验。在此基础上积累了一定经验后，才被推广到全国范围。这不仅推动了改革政策的实行和提高了成功率，并且大大减少了由于政策失败而演变成为全国性灾难的可能性。
　　在改革初期，计划和市场经济在中国并存。实行价格双轨制，成功地防止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具竞争力的行业突然崩溃。
　　第二，保持政治体制不变。1949年以后，中国建立起一个高效、清廉的多级政府机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这造就了一个和平、有序的社会，而这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政府机构完全支持经济改革措施，在各方面予以支持，以确保改革顺利实施。自1979年以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比例稳步攀升。相比之下，从1989年到1996年，俄罗斯的“普通政府”经费实际减少了约2/3。这导致俄执政能力遭到大大削弱，法律和秩序几乎荡然无存，犯罪率急剧上升。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俄政府机构的倾颓，不仅扼杀了企业和人力资本发展，也造成无数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移居西方和以色列。而中国强有力的政府机构在创造一个有利于增长的环境中起到关键作用。
　　第三，实行明智而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政策就是考虑到了其丰富的劳动力。出口退税被用于刺激出口增长。高速经济增长在民主和集权社会均可发生，因而政治自由不是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的必要因素。经济增长来自于那些投资于人力和基础设施、鼓励竞争、保持强有力的国家机构和一直坚持合理政策的国家。

　　（四）、“中国经验”被认可和借鉴
　　中国改革几年后,前苏联和俄罗斯也进行了经济改革,可是出现的结果是苏联解体，俄罗斯陷入灾难，俄罗斯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因此，尽管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中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和困难，并且中俄两国国情不尽相同，但是俄罗斯朝野各政党对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仍十分关注，对我国所取得的成就赞叹不已，千方百计地认真研究分析和学习借鉴，希望从中国的实践中找到自己快速发展的途径。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米哈伊尔·季塔连科曾表示，作为俄政府的“智库”机构之一，该所向政府提交了有关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研究文章多达数百篇。
　　事实上，“中国道路”与普京力推的俄罗斯改革联系在一起已不算什么新闻了。早在2004年9月16日，俄罗斯著名政论家特列季亚科夫在官方媒体《俄罗斯报》上发表文章《普京的选择就是俄罗斯的选择》，对普京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作出评论时指出，普京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标志着普京要全面摒弃上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设计的发展模式，学习中国发展模式。
　　俄学者斯特罗卡尼认为，普京经济改革的政策演化来自中国经验。他在《政权》周刊上说，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经验，在普京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他认为，普京提出的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做法就是从邓小平理论中得到启发的。邓小平关于和贫穷作斗争，同时采取不寻常的社会保障措施，将重点放在本国的科学技术，又注意吸收外来资本和发明以及发展出口生产，同俄罗斯的现实也是相符的。普京对邓小平有关大国在实现改革飞跃时保持政治稳定的思想也很赞同。俄罗斯经济改革在很多方面都是借鉴中国的经验。
　　俄政府官员对“中国经验”的借鉴意义从不讳言。2005年7月，俄罗斯议会批准《俄联邦经济特区法》后，经济特区管理署署长日丹诺夫曾公开表示，俄在建设经济特区时将主要借鉴中国经验。2006年，俄最高仲裁法庭主席安东·伊万诺夫也公开称，俄罗斯司法界对中国司法体系中有效的管理经验、应对经贸立法变化及知识产权问题等经验相当感兴趣。
　　当然，由于中俄国情的巨大差异，以及俄罗斯曾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全面转向西方的痛苦历史，都让其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多了一份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