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在和平与战争力量的全球对抗中起着特殊作用，美国在压制俄罗斯的同时也企图削弱中国并试图割裂中俄两国关系。为了与之抗衡，不少人赞成俄中两国以更紧密的同盟方式接近。从俄中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在现代国际关系视域下，俄中两国目前已经形成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其实比同盟关系更重要。



【关键词】俄罗斯　中国　同盟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作者简介】弗拉基米尔·费多罗维奇·佩切利察（В.Ф.Печерица），史学博士，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教授。



【译者简介】粟瑞雪，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



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是战争与和平力量的对抗。“冷战”之风再度刮起，全球很多地区的“热点”冲突频繁发生。中东再次发生流血冲突。乌克兰危机造成东欧出现了一条新的战线。俄罗斯也被卷入这些紧张局势之中，美国及其欧洲盟友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反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对俄进行外交施压。



西方反对俄罗斯并不是偶然的，也并非产生于昨天，这与俄罗斯的高速发展及其在地区和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并实行独立的内政外交方针有关。西方首先在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的冲突中疯狂反对俄罗斯，接着又表示“不理解”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和其他中东问题上的立场。西方认为在“马格尼茨基案件”中俄罗斯破坏了人权状况，并且借“斯诺登事件”发起反对俄罗斯的活动，最后对俄采取经济制裁。上述事件导致俄美关系极度紧张。与此同时，美国的欧洲盟友也开始对俄施压，并且采取反俄方针。



可以说，中国在目前的世界格局中起着特殊的作用。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是一个地区强国，其在当代世界中的意义和影响难以估量。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人口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并是拥有核武器的强国。正因为中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和国际威望，所以今天其在很多方面都是反对美国全球霸权的遏制因素，因此华盛顿才试图削弱中国并遏制其发展。



美国制定的军事、经济和金融政策的所有指向都是努力不让中国与俄罗斯相互接近，试图割裂俄中两国关系。美国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可能结成军事同盟以及这两大强国一系列的合作规划，中俄军费增加、军用和军事装备建设不断加强恐吓国际社会。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就立刻提出了“虚幻的”观点，其实质是促使中国与美国亲近，让中国与俄罗斯断绝关系，但受到中国方面的冷遇。而且，中国领导人继续推行支持俄罗斯的路线。这不仅表现为友好地对待莫斯科，而且在西方制裁俄罗斯时对俄给予精神支持和物质援助。



在2011年举办的雅罗斯拉夫尔世界政治论坛上，布热津斯基曾试图把俄罗斯吸引到西方一边，但此举没有成功。美国将俄罗斯视为原料附庸国，把俄罗斯当作二流国家。美国外交战略的中心思想是，制造纷争，妨碍莫斯科与北京间战略伙伴关系变得紧密，向中国灌输拒绝建造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拒绝购买俄罗斯军事技术的思想，在中亚地区问题上美国挑拨俄罗斯和中国不和，而华盛顿的欧洲和亚洲盟友也附和其上述战略。



俄罗斯和中国将如何与美国抗衡呢？在此背景下，中俄两国专家和部分政治家最近正日益频繁地讨论莫斯科和北京确立同盟关系的问题，只有这种关系和这样的同盟才能抑制华盛顿的进攻方针。



中俄两国间业已深化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今天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求，需要建立更紧密的同盟关系，为此已经具备一定的前提和条件，即在军事和军事技术方面进行的十分紧密的合作。中国是俄罗斯武器和军事工艺的重要买家；俄罗斯研究中国问题的军事家和特种部门一致确认以下事实的重要性，无论是俄中双方业已存在的基础还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双方都定期举行了大大小小的联合军演。



应当指出，中俄在军事上的紧密联系在西方首先在华盛顿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不安。比如，在中俄两国举行各军种的大规模联合军演之后，很多西方政治家和专家屡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俄两国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预测说，将来可能会谈到将上合组织改组成类似北约的防御联盟。另一些较温和的西方分析人士强调，现在谈论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建立军事同盟为时尚早，中俄之间还存在一些没有解决的矛盾。



近年，中俄经贸合作取得长足进展。2014年两国贸易额近1 000亿美元，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2 000亿美元。俄罗斯和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框架内又签订了一系列双边文件，其中包括2030年前俄罗斯将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的世纪方案。中俄这两个在维持国际战略平衡中起积极作用的国家，在所有方面都在相互加强政治支持。总之，现阶段是中俄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一些政治家和专家据此认定俄罗斯和中国可能结成同盟关系，尽管谈得十分小心谨慎。



如果具备结成同盟的客观依据，那今天的军事政治同盟可能会仿效1950年中苏合作模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吗？或者这只是泛泛而谈，没有实质性内容。俄罗斯和中国都如何看待这一情况？我们尝试弄清楚这件事，并对出现的问题做出回答，哪怕只是部分回答。



俄罗斯有不少人赞成中俄以更紧密的同盟方式接近，中国也不乏其人。他们过于乐观地做出上述评价，认为确立中俄同盟关系是可能的。他们的理由在于，中俄两国有共同的敌人，并且在军事和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强大有力，两国的合作只应仿照20世纪50年代的模式进行。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一条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被证明是正确合理的。因此，签订类似的新同盟条约也是有理由而且必须的。还有一些人认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曾经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今天已没有签订类似条约的必要性，因为“联盟政治”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目的是阻止可能产生的侵略计划。而当今的日本既不打算进攻俄罗斯，也不准备侵略中国。即便日本有这样的计划，其也不具备实施这种侵略的足够军事潜力。俄罗斯的核盾牌和美俄间已经确立的作为安全保障的均势，对于日本的主要盟友——美国这个世界上军事最强的国家来说也是一种遏制因素。



中国领导人在对待本国有可能与俄罗斯和其他强国结成军事政治同盟这一问题的态度上十分审慎而小心。大多数中国人和北京官方都反对任何同盟和联合。近30年，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上述观点。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就已经确立了不结盟政策，这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和政府工作报告有关外交的章节中、国防白皮书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外交政策的重要讲话里。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指出：“中国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又重申：“中国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称，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这一切都证明，不结盟政策是中国的一项长期国策。



但是，正如中国著名政治学家黄华光和栾建章所说，“不结盟”并不意味着不可能“成为伙伴”。他们指出，“冷战”之后，中国外交的重要特点是和一些世界强国以及地区重要国家确立各种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常常被误解为事实上的结盟或新型的同盟，尤其是在谈到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所涉及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时。事实上，这种伙伴关系与同盟有本质区别，它不表示在安全领域和军事行动中加强紧密合作。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奉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



这些原则是在2001年7月16日签订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确定下来的，该条约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对双方都适用。尽管双方在军事和军事技术方面合作紧密，但正如该条约所述：“缔约双方不参加任何损害缔约另一方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联盟或集团，不采取任何此类行动，包括不同第三国缔结此类条约。”



缔约双方加强的是平等互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不是同盟关系。可以理解为，这种战略协作关系首先是大国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两国人民和领导人历尽艰辛探索出来的，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这种新型关系以中俄两国几百年的传统友谊为基础，由于新的国际局势中出现了新的挑战和威胁，近20年来，这种关系达到了顶峰并定义为“……世代友好，永不为敌”。



这种类型的关系是双方在不断的探索中产生的。既要考虑俄中相互利益，使双方立场保持一致，又要对一些尖锐的问题采取磨合的方式，这一切对于俄中双方来说都不是简单的事情，而应当经过几个阶段。如今这一切都体现在中俄两国领导人一贯执行的外交方针上。



20世纪90年代，中俄成为“相互视为友好国家”；1992年中俄签订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和1996年签订的《中俄联合声明》在法律基础上巩固了双方的伙伴关系，2001年签订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则巩固了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是指俄中两国相互对长期目标和国家最高利益的深入理解。21世纪初产生了俄中协作伙伴关系的新基础。胡锦涛说，我们发展关系的主要原则是“尊重人民选择伙伴国的自由，坚决支持他国选择符合自己国家主要特点的发展道路”。



近年来，俄中两国间形成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4年11月9日，北京亚太经合峰会期间，普京与习近平会晤时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而且，2014年11月6日普京在出访北京前夕的答记者问中，曾向中国的媒体宣布，加强与中国的联系是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



尽管莫斯科和北京在很多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相互理解，紧密合作，在重要的世界政治问题上的利益和立场有相同之处，但两国仍和从前一样强调彼此关系的非同盟性。北京尤其坚持这一点。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外交的重要特点是与几个世界强国都确立了不同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 正如在《中共十八大：中国梦与世界》中所指出的那样，常常被误解为事实上的结盟或新型的同盟，尤其是在谈到中国和俄罗斯以及与此有关的上合组织之间的全面战略建设与伙伴关系时。事实上，这种伙伴关系与同盟有本质的区别。第一，伙伴关系是加强中国与世界主要强国以及地区重要国家之间的合作，不表示加强安全领域或军事行动上的合作。第二，伙伴关系是当今世界国家之间发展关系的新形式，是中国的独特方式。第三，中国不仅和很多国家，而且与欧盟、东盟、中东欧及其他一些重要地区都确立了伙伴关系，与一些地区确立伙伴关系就完全不是出于安全的考虑。第四，中国的伙伴关系对于加强安全领域，主要是增加军事目标建设和巩固军事合作以及增强军事互信来说，缺少现实的、同盟安全方面必要的建设条件。



同时，俄中一些分析家直截了当地建议我们两国不签署军事政治条约，而是倾向于俄罗斯和中国是“天生的盟友”。中国外交家、中国外交学院教授杨闯认为，“中俄现在的关系甚至超过了同盟关系”。俄罗斯一些政治家和军事分析家也发表了类似观点。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列•季塔连科这样解释他们的立场：“……全面战略协作关系和睦邻伙伴关系对于要求各方要以一种接近于同盟的模式采取实际行动产生过高的期待，从而超出了善意中立和回避的界限。舆论的这种期待，一方面是因为存在的历史经验信息和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起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广泛传播对我们两国相同命运与共同追求和平的尊重以及在保障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基础上俄罗斯与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高度接近，舆论正在等候两国出现同盟性质的外交行动。”



当然，由于华盛顿近期的攻击政策——开辟“冷战”新战线，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和外交施压，这种过高的期待和对两国建立近似于同盟关系模式的渴望正在加强。



那么，中国与俄罗斯有可能结盟吗？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所尝试的同盟关系有什么意义吗？首先，国家之间只有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才能结成有活力的同盟，既无老大哥，也没小兄弟。1950年缔结的同盟是不平等的，是苏联强加给孱弱的中国并按约•维•斯大林的命令结成的，他对中国态度冷淡而多疑，百般拖延签署工作。该条约使苏中形成了反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政治同盟。确切地说，这个同盟带有意识形态的特点。两国执政党[联共（布）和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接近战胜了地缘政治的困难。也就是说，众多因素决定了地缘政治的立场。还有中国与沙皇俄国和中国与苏俄关系的差别也是因素之一。



其次，苏联政府利用同盟关系，以“老大哥”身份要求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使用和管理权划为两国共同所有，这一事实也说明了条约的不平等。而且，正如阿•德•沃斯克列先斯基所说，在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中，当根据统一的共产主义学说把美国看作是对中国独立与主权的主要威胁时，中国就更需要与苏联结盟，中国领导人也多次承认这一点。斯大林死后，中国的领导人更加不信任莫斯科。稍后，随着世界社会主义立场的巩固和外部因素对毛泽东和尼•谢•赫鲁晓夫关系的影响减弱，苏中两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及其主权概念的对应原理问题上产生了矛盾，于是出现分歧。“在理论上过于强调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沃斯克列先斯基写道，“在实践中，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包括苏联有机会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资源作为苏联的福利。苏联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20世纪50年代）给予中国强大的经济援助，增强了中国的经济潜力，但同时也使北京依附于莫斯科，中国人不喜欢这样”。



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开始逐步发展起来。北京有理由认为这是对其主权的限制，开始表示不满。20世纪50年代，在个别汉语文献中，越来越坚定地提出了要在与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中保障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任务。



此外，1950年，先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前签订的《秘密补充协定》对中国来说也是不平等的，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反对。协定的实质是把中国东北和新疆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因为有像中国长春铁路这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干线在此运行，它保障着包括旅顺港在内的军事供应，能使苏军从整体上保持在辽东半岛的战备状态。1956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在中国产生负面效应，使苏中关系进一步恶化。



边界问题曾经是俄中两国间的重大矛盾，破坏了同盟关系。中俄的边界关系总是十分复杂。中国曾经要求复查沙皇俄国政府强加给孱弱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1953年，北京出版了一本书《当代中国简史》，从书中的地图来看，越南、柬埔寨、蒙古、印度的一部分、哈萨克斯坦以及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乌苏里地区原本都是中国的版图，这不能不引起莫斯科方面的负面反应。



引发苏中不和的另一个原因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问题。1954年，周恩来向赫鲁晓夫提议，将蒙古归还中国。赫鲁晓夫没有接受这一提议。



国际关系的历史经验，包括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证明，国家间从来没有处于真空状态的、平静的关系，过去和将来都会有矛盾存在，即使是盟友之间，尤其是在这种不平等的同盟中。由于生活复杂而独特，自然会产生矛盾。



中苏1950年签署的军事政治同盟给两国关系造成了最初的裂痕。中国政治学家、教授、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盛世良写道：“……当盟友强大而我们弱小时，同盟本身也在削弱。”



北京不喜欢斯大林固执地强迫中国接受向朝鲜南部征讨的想法（最后以失败告终）以及莫斯科挑起的朝鲜冲突。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决议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苏中关系，因为尽管存在分歧，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整体上对斯大林仍怀有好感和敬意，对他仍然像对待一位大国的领导、年长的领袖和同志。中国的传统文化很注重尊敬长者。



最终，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一些事件对苏中两国军事政治同盟造成了打击。1962年，中国和印度发生边境冲突期间，作为盟友的苏联领导人不仅不支持中国，反而谴责中国，造成两国关系彻底决裂。



20世纪60年代中期，几千名帮助中国东北创建工业基础的苏联专家动身离开中国，几万名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苏联其他城市高校学习的中方工作人员被驱逐出苏联，这些成为导致两国同盟瓦解的一个原因。20世纪60年代末期，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实际上已经中止。而且，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使苏中两国濒临大战的边缘，所幸得以避免。



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从我们两国之间同盟关系的历史中又可以获得怎样的经验呢？



第一，通过分析俄中同盟关系的历史可以证实，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是两国关系的蜜月期，那些美好的回忆曾留在几代俄中人民心中。那些年真挚而由衷的友谊把两个伟大的民族连在了一起。那些1945年把中国东北从日本人手中解放出来和“二战”后曾在旅顺及大连服役的苏联老兵仍然记得，中国的老百姓是如何眼含热泪地感激他们；1955年，中国的姑娘们曾热情拥抱那些告别此地的苏联士兵，赠送他们鲜花和纪念手帕，亲切地称他们为兄弟。这都是真的。这是兄弟般温和的关系，是人道主义的最高精神境界。这是人民外交的胜利。这是两个伟大民族地地道道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