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西方的“东方”: 俄罗斯在东正教世界中地位的确立

从广义的宗教文明看，俄罗斯与西方欧洲国家同属于基督教文明。

然而，由于俄罗斯接受的是基督教中的一个分支——东正教，而欧洲国家的宗教信仰基本归属于基督教的另一分支——天主教及其后衍生出的新教。因此这又成为俄罗斯与西方的不同之处，俄罗斯是西方的“东方” 。

公元９８８ 年，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基督教为国教，而此时，基督教已随着东西罗马的分裂形成了东西两个教会分立的态势。１０５４ 年，东西教会正式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基辅罗斯属于拜占庭的东正教势力范围。

１５ 世纪，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会在帝国面临伊斯兰文明的威胁之时，决定与西方天主教合并，这引起了在基辅罗斯之后崛起的莫斯科公国东正教会的不满，认为这是对东正教的背叛。

在这种背景下，莫斯科成为东正教世界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了“莫斯科—第三罗马” 的理念。

从宗教的形成来看，基辅罗斯东正教虽然源于西方基督教，但却是基督教中的东方一支。而且在１５ 世纪末，随着拜占庭帝国东正教会的衰亡，莫斯科公国代替拜占庭帝国成为东正教世界的领导者。

时至今日，东正教依然影响着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渗透到俄罗斯民族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

由于东正教与天主教在对经典的认知、教义、仪式等各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从宗教认同上来看，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虽然同根同源，但却不完全一脉相承的。

可以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宗教信仰上的底色是不同的。这种宗教上的差异进一步加大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距离。

东正教信仰既反映了俄罗斯的文化认同，也体现了俄罗斯在西方世界中的特殊性和东方性。

２. 东方的“西方” ：蒙古统治和莫斯科公国时期

１２３７ 年，蒙古汗拔都率军进入罗斯，各罗斯公国向金帐汗国纳贡称臣，从此进入了两个多世纪的蒙古统治时期。

各公国中实力最强的莫斯科公国在与金帐汗国斗争的过程中逐渐积聚实力，发展壮大起来。

这段与蒙古统治者的斗争史、与草原游牧民族的交融史在俄罗斯的国家制度和民族性格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为其开启了随后向东扩张的进程。

同时，与蒙古斗争融合的这段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莫斯科公国与西方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

１４８０ 年，莫斯科公国的伊凡三世正式宣布放弃效忠崩溃中的鞑靼人政权，并制服了敌对的诸罗斯公国，自我加冕为沙皇。东欧的森林与草原地带之间力量的平衡自此扭转。

沙皇伊凡四世时期，俄罗斯军队夺取了整个西伯利亚，并征服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等小汗国(１５５２ 年和１５５８ 年)。

需要指出的是，莫斯科公国在东方诸汗国面前逐渐显示出的优势，与其在面对西边邻居的劣势形成鲜明对比。“在对付西边和北边的波兰和瑞典时，却胜少负多，甚至在伊凡四世统治时期还被他们的西方邻居夺走了一些疆土。”

但是，“俄国与西欧那种痛苦而暧昧的关系在别处边疆线上得到了补偿。这也使俄罗斯在对付亚洲北部森林和游牧地区极为落后的居民时成了一个准西方国家”，东西方之间的实力对比在罗斯人身上得到了检验，也帮助罗斯认清了现实，进而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现实选择。

之后，随着西欧的崛起，从１６ 世纪起俄国成为西方的外围世界。

虽然俄国在不断受其侵扰的同时，也曾思考如何排除来自西方的影响，但“最终还是被卷进了西方文明那极具扩张性、强大到危险程度但又非常诱人的罗网中去了”。

作为东方的“西方” 卷入西方文明扩张史中去的俄国，在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军事等各方面都落后于西方世界，西方化进程成为必然。

如果说基辅罗斯和莫斯科公国的历史对俄罗斯的影响是形成了一种“非欧洲的无意识”，之后的俄罗斯开始对西方文明的东西方二元对立世界秩序进行接纳吸收，开启了有意识向西方靠拢的过程。

彼得大帝主导的改革标志着俄国西方化进程的开始。

有学者把这一进程称为“双向认知的通道”：一方面，俄国人通过改革学习模仿比自身先进的欧洲文明。另一方面，学习西方促使俄国的思想者们进行“内省”，以西方为参照物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特质进行深入思考。

这种双向认知的结果是当俄国加入西方时，不是作为西方的翻版加入，而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加入。

此时，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沙皇俄国认知中的东方是落后的、野蛮的。俄国西方化的表现之一，是当西方帝国在海上扩张称霸时，也是俄国在陆上进行扩张之时，奥斯曼土耳其、大清帝国和中亚诸汗国都是俄国的东方。

俄国以一种征服者的姿态“ 转向东方”，威廉•麦克尼尔曾写道: “用以对付西方进攻建立起的强大的军事政治机器帮助俄国保持了绝对的优势， 俄国的军事独裁专制体制在其东南边疆地区占据了极为有利的位置。而在进一步征服远东地区时，俄罗斯人面对的是‘虽然原始但天性温良、并不好战的部落居民’，因此可以说不发一枪一弹就迫使当地居民以毛皮纳税上贡。”

当然，沙俄向东方的扩张并非一帆风顺。１６８９ 年的«尼布楚条约» 遏止了俄国继续向远东扩张的进程。１７１７ 年，彼得大帝派往希瓦和布哈拉的探险队全军覆灭。

彼得一世时期的西方化取得了实际的成绩。从１９ 世纪初开始，俄国成为西方(欧洲) 的一员。而俄国的东方问题主要体现在与西方诸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扩张中。

１９ 世纪的下半叶，俄国在中亚地区继续着其帝国扩张的时候，其国力却在不断衰落。

从１８５６ 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到１９０５ 年日俄战争的失败，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俄国逐步沦为帝国主义集团中的二流国家。

俄国国内也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俄国资产阶级无力领导国家走出困境，最终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冲垮了沙皇俄国的腐朽统治。

随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大国地位最终得到确立，形成了以美苏对立为主要特点的两极国际格局。

在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苏联前期和其后的冷战时期，苏联表面上视西方为意识形态对立面和竞争对手，但实质上仍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主要参照。在苏联的大国光芒下、在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中，此时的东方问题更多地体现在与西方对抗的外交博弈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俄罗斯学者指出，俄罗斯目前阶段的“转向东方” 起源于戈尔巴乔夫时期。

１９８６ 年７ 月２５ 日至８ 月初，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作了为期一周的远东之行，视察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共青城和哈巴罗夫斯克等地，发表了几次长篇讲话。

远东地区的发展开始提上苏联的国家议事日程。

从内容上看，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围绕国内和国外两个层面展开。从国内角度看， 苏联领导人对远东地区重要性的认识明显加强，决定把开发与建设远东地区放在重要地位，这是沙俄时期不曾有过的想法。

从国际角度看，戈尔巴乔夫在远东的讲话反映出苏联领导人对亚太地区重要性的认识的深化，苏联做出的这种转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背景：

首先，苏联国内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自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至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其次，亚太国家和地区整体实力提升。随着２０ 世纪７０ 年代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８０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亚太地区在苏美全球战略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远东地区在苏联对外战略中的地位由此提升。

苏联领导人认识到，未来远东地区可以成为其实施在亚太地区外交战略的有力后盾与强大基地。

无论是在沙俄时期西方化的进程中，还是在苏联时期与西方的对立中，本质上都存在俄罗斯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和渴望被认同，在前一个时期积极学习加入，后一个时期则希望通过对抗赢得认同。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极力阐释的多极世界观一方面表现出其否定西方绝对优势地位的态度，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俄罗斯逐渐摆脱东西方对立世界秩序观的影响， 试图在后冷战时代重新实现强国梦。

叶利钦时期的政策反映